中国出口企业与制度创新红利

人民币年初以来升值趋缓，目前美欧市场正在复苏，美国去年第四季度经济增长 3.2%，消费支出处于三年以来的高点，中国出口应该水涨船高，对发达国出口普遍好转。这是部署“后金融危机”的外贸长远策略的良好时机。

中国出口实体中，外资类企业占有重要地位，而几年来由于工资上涨和改善工作环境的成本上升，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从制造业转向非制造业。未来如果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不再是出口的支柱，加上与其他新兴经济体产品的竞争的因素，不能排除将来贸易顺差转逆的可能。

有一次我问美国大使馆商务处的一位官员：人民币升值、工资上涨以及改善工作环境的投入，对出口成本的压力人尽皆知，但是到底冲击有多大？他说自从人民币 2005 年汇改之后，出口行业一半是悲观派，一半是乐观派。前者认为商品成本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，买家一看比价性差，就头也不回的去找孟加拉国或柬埔寨的厂家；后者认为改善管理和技术投入可以克服外汇和人工成本的上涨。这些年来证明，悲观派有道理，乐观派也经得起考验。像是沃尔玛之类的买家的确转向工资低的国家订货，即使同一个买家，在不同价位，有不同的需求，中国得力于多年纯熟的供应链运作，并没有失去大片市场。但是这种优势是否持续取决于生产力能否继续提升。

出口企业还有相当改进生产力的空间。例如，用工难的趋势愈来愈严峻，以前靠增加人手来应付问题，现在行不通了。工厂宁可炒掉不称职的管理人员，也不敢轻易辞退流水线上的熟手工人，这是对管理人员的挑战，也是提升生产力的动力。

还有数字化革命不断更新，从云计算和群众外包 (Crowdsourcing)，利用网络一呼百应的特点, 将一些工序分派给网上互不认识的人去集体完成，出口企业可以进一步提升供应链效率，扩大规模，而不牺牲灵活性。

国家的产业政策多年来鼓励自主创新，加速转变产业结构，对出口企业的期待是由求量转为求质，提高出口附加值。这种转型是个长期工程，研发创新不确定性高，中小型企业很难在这个领域有所突破，国家的扶持就更显重要。这些里里外外的变化，给出口企业带来挑战与机遇，适当的政府提携可以取得四两拨千斤的效果。